中书省的宰相们都是务实派，皇帝已经不能再受精神打击，应该让皇帝把精力放在治国上，不要让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困扰皇帝，称“皇考”于国家无害。参知政事欧阳修那也是通今博古，引经据典论述称“皇考”没有问题。那些以司马光为首的台谏们也不干了，他们要不反对执政就显得没有存在感，也引经据典论述应该称“皇伯”。大宋朝廷之上似乎昨日重现了，像极了当年的“庆历新政”，大家不去讨论国家的大政方针，开始大肆争论水洛城该不该修，公使钱有没有违规使用。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改革先锋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也在台谏之列。就这样，“濮议”之争愈演愈烈，英宗皇帝立即叫停了争论：“等过了仁宗皇帝大祥再讨论。”大祥就是崩逝两周年。
这些台谏们几乎就是在数日子，每天就想着怎么吵架，国家治理的好不好那不是他们的主责，那是宰相的事，他们只管批评。这时的台谏难道真的认为这个称呼如此重要关乎国运吗？非也！他们不过是要告诫朝廷，他们台谏是有话语权的。就在仁宗皇帝大祥的第二天司马光就纠集着台谏闯中书辩论了。一派是知谏院司马光、知杂侍御史吕诲、侍御史范纯仁、监察御史里行吕大防，翰林学士范镇；一派是首相韩琦、次相曾公亮、参知政事欧阳修；翰林学士王珪、枢密使富弼不想参与其中。王安石正在南京丁母忧，多年以后有人问起王安石对此事的意见，王安石的论点可谓独辟蹊径，不愧是天下第一辩才。
起初双方旁征博引、文采精妙，鸿词雄文你来我往，不久这些台谏中的吵架王们开始对宰相进行人身攻击。不知这时的英宗皇帝作何感想，这就是他继承来的大宋王朝，这些台谏们为一己之私可以毫无底线。他们用吵架来沽名钓誉，完全不去想想自己这一身红袍是否对得起天下苍生。
好在这个争论本无实质意义，不像庆历年间的朝议攻讦破坏了一次改革的机会，但大宋朝党争之祸已初露端倪。仁宗皇帝在世时首相富弼丁忧，韩琦就是独相了。仁宗皇帝崩逝，按惯例韩琦任山陵使负责仁宗皇帝的昭陵建设。英宗皇帝不是仁宗皇帝的亲生儿子，在修陵的事情上一分钱也不敢省。别看花钱多司马光说浪费，要是省司马光也会说没良心、不懂得感恩。修陵共调厢军五万、钱五十万贯、粮五十万石，由三司使蔡襄亲自调拨物资保障。仁宗皇帝下葬，整个朝廷才知道国库的钱根本不够安葬他们的万乘之君。更糟糕的是，英宗皇帝身体已经被摧残的不堪风雨，治平四年（1067）英宗皇帝也不幸离世了。
英宗皇帝对这个积弊甚重的帝国不断的作出调整和裁救，都是十分务实的措施，只可惜上天给他留下的时光太短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