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略有不解的问吕惠卿：“苏辙家也不是什么大地主，他担心什么？”
吕惠卿道：“苏家兄弟这是在为致仕做准备呀！大宋朝只能科举取士，即使宰相也荫不过两代。唯有为官期间获得的土地可以代代相传。‘青苗法’抑制土地兼并就是在扼杀他们为官之利呀！”
曾布说：“现在知道知谏院范纯仁为什么那么不像他的父亲范文正公了。文正公致仕后在苏州购得良田千亩，作为范氏义庄的家产，供家族婚丧嫁娶、子嗣修学。为了范氏家产，范纯仁也会激烈反对吧？”
吕惠卿说：“咱们现在就如同汉景帝时期晁错的‘削藩策’，削之亦反，不削亦反。无论我们怎么做，他们除了反对还是反对。”
熙宁二年（1069）九月，制置三司条例司颁布了“青苗法”。规定：各等民户在每年夏秋两收前，可自愿到当地常平仓司借贷现钱或粮谷，以补助耕作。借户贫富搭配，十户以上为一保，互相监督。贷款数额依各户资产分五等，一等户每次可最高借十五贯，末等户只能借一贯。当年借款随夏秋收归还，每期取息二分，可钱可粮。遇到自然灾害可以免息，只还本金。政府向各路常平仓司提供一千五百万贯钱或等价粮作为初始本钱。
司马光和欧阳修等人对百分之二十的利息意见很大：“这不就是政府榨取百姓血汗吗？天下财富有定数，不在民间就在国家。国家财富增加了，一定是民间减少了。”按二分法分析，司马光的论断没错。
王安石说道：“二分不及一分，一分不及不要利息，不要利息不若直接白送。然而不能白送，需要收二分利息，为什么呢？只为可持续发展，不可持续还怎么惠民？况且还有官吏之俸，漕运之费，水旱之补，鼠雀之耗，无二分息可乎？”
王安石把社会分成了三层：国家盈利了，平民也受益了，中间层大官僚地主他回避不谈了，当然是减少了！王安石实际是损害了社会某个阶层的利益。这样一折腾，富弼就向神宗皇帝提出辞职了。
“平心而论，‘均输法’和‘青苗法’比‘庆历新政’中范文正公的《答手诏条陈十事》要具有可行性的多，体系性更强，势必效果也更好。”富弼话锋一转，“但‘治大国若烹小鲜’，完全经不起折腾，啥好政策都可能被执行的一发不可收拾，而且根本就无法对后果进行预测。”
但神宗皇帝现在根本不想听这些话，问富弼：“卿即去，谁可代卿？”可谓答应了富弼的辞呈。
富弼略显失落的答道：“文彦博。”神宗皇帝不说话。
神宗皇帝默然良久后问：“王安石如何？”富弼不说话。
富弼罢相，曾公亮拜昭文相，陈升之在王安石的举荐下拜集贤相。
为此，司马光向神宗皇帝进言：“富弼老成持重，怎么能让他离开呢？”
神宗皇帝说：“富弼为相这么多年，成绩在哪里？”司马光默然。司马光本想说：“国家现在还没有翻，就是成绩！”但司马光没开口。
范纯仁、苏辙、司马光、富弼、欧阳修都在形而上的讨论新法是不是在争利，是不是桑弘羊那一套敛财之法。没有仔细论证新法是不是在利国利民，利在哪里，弊在何处。没有去设计细致的规章制度，确保执行过程能最大程度的兴利除弊。神宗皇帝现在对他们这一套言辞颇为烦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