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十三年三月三日，诏宴殿陈设止用绯、黄二色，不用文绣，令有司遵守，更不制造。”
“须臾传旨追班，再坐后筵，赐宰臣百官及卫士殿侍等花，各依品味簪花。上易黄袍小帽儿，驾出再坐，亦簪数朵小罗帛花帽上。”
《铁围山丛谈》卷六：“元丰中神宗尝幸金明池，是日洛阳适进姚黄一朵，花面盈尺有二寸，遂却宫花不御，乃独簪姚黄以归。”
牡丹已开，皇帝游幸皇宫附近的金明池簪的是宫花（绢帛做的假花）。但皇帝更喜欢一尺多大的真牡丹，姚黄因其色与形是被认为只有皇帝才能簪戴的花。但是也有不簪花的时候。
检《会要》：“嘉定四年十月十九日，降旨：遇大朝会、圣节大宴，及恭谢回銮，主上不簪花。”
中兴以后，宋皇为了笼络人心，把许多原本只在官僚最上层才能被使用的东西，也逐渐向官场的下层延伸，簪花就是其中一种。但所簪之花的种类，根据官员品阶高低和官职的不同，而分等和类。
《宋史》卷一百五十三：“大罗花以红、黄、银红三色，栾枝以杂色罗，大绢花以红、银红二色。罗花以赐百官，栾枝，卿监以上有之；绢花以赐将校以下。”
《梦梁录》卷六“其臣僚花朵，各依官序赐之：宰臣枢密使各赐大花十八朵、栾枝花十朵，……自训武郎以下……并依官序赐花簪戴。快行官帽花朵细巧，并随柳条。教乐所伶工、杂剧色、浑裹上高簇花枝，中间装百戏，行则转动。诸司人员……多有珠翠花朵，装成花帽者。”
可以想象，那些在书本中很严肃的宋代士大夫，把彩花戴在头上，而人们按照他们插戴花朵的颜色、大小、质地的不同，而指指点点交头接耳的情景。
宋代，国家虽久经战乱积贫积弱，但统治者是通过政变上台的，缺乏汉唐朝廷的励精图治精神，贪图安逸纵情享受。簪花作为一种在宫廷和民间都十分广泛存在的风俗，因为宋代统治阶级的推广，又被赋予了奢华内涵。
“（司马光）年甫冠，性不喜华靡，闻喜宴独不戴花，同列语之曰：‘君赐不可违。’乃簪一枝。”
簪花在宋代，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一种符号。
宋代皇帝赐花，已经形成一种制度，比唐代的记录，更加详细，而且赐花已经礼仪化。
《宋史》卷一百一十三：“前二刻，御史台东上阁门催班，群官戴花北立，内侍进班奇牌，皇帝诣集英殿，百官谢花再拜，又再拜就坐。（赐贡士宴，名曰闻喜宴）少顷，戴花毕，与宴官诣望阙位立，谢花，再拜屹，复升就坐。”
由这按部就班的礼节，可以看出，宋代的赐花，已经从唐代皇帝表示对臣子的宠信，变成了一种礼仪。
唐代时，菊花已经成为了祝寿的重要角色。
《新唐书》“凡天子飨会游豫。为宰相及学士得从……秋登慈恩寺，献菊花酒称寿。”
从《宋史》的记载中，也可以看出，簪花在拜寿中是一个重要角色。
《宋史》卷九十九:“导驾官自端诚殿簪花从驾至德寿宫上寿，饮福称贺，陈设仪注，并同上寿礼。”
卷一百一十二：“是日早，文武百僚并簪花赴文德殿立班，听宣庆寿赦。礼毕，从驾官、应奉官、禁卫等并簪花从驾还内，文武百僚文德殿拜寿称贺。”
卷一百三十：“请庆寿行礼日，圣驾往还用乐及簪花。”
这正与晋代葛洪《西京杂记》中所言的“令人长寿”，有文化继承关系。
所簪之花的种类有：生花和象生花。
生花，就是真的花；象生花，就是假花。
姚黄是牡丹的一个名贵的品种。宫花，就是象生花。
虽然生花价格昂贵，但宋人还是最喜欢生花，遇到辽国使节，才装模作样佩戴绢帛制作的花，表示节俭。“遇大辽使在庭，则内用绢帛花，盖示以礼俭。”
据考，所簪之花有木槿花、蔷薇、梅花、杏花、棠梨、茉莉、牡丹、菊花等样式。
象生花，也称彩花。一般用罗、帛、绢制造，还有用通草（通脱木）制作的花。
《水浒传》第五回：“鬓傍边插着一只一枝罗帛象生花。”
生花，并非一年四季都有，且容易衰败变色，价格昂贵，所以人们使用假花代替。象生花，样式模拟生花，但也有唐中宗赐近臣彩花学士花，唐玄宗亦有赐御花的记载。宋代大致继承唐制。
和宋朝同时代的少数民族政权，也把簪花作为了礼仪。
宋代宫廷的簪花风气，在宋金交往和对峙中，也影响到金国。女真族的权贵们也在典礼宴会上实行簪花的礼仪。
宋词中，描写男性簪花的作品，比描写女性的多很多倍。
男子簪花与宴饮紧密结合，更加证明这种宴饮簪花应源自于及茱萸会（重阳节）的饮酒簪花之风，及中进士后的赐宴簪花。
宴饮簪花，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文人阶层宴饮时的必要礼节了。
无名氏《调笑令》：“指酒指花。头上戴花方饮酒。以花插头上，举杯饮。”
金国曾是蒙古的宗主国，且元人的官员服饰中，亦有金花幞。
但是，在元代，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文人发生分化。
特别是元初，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又没有恢复科举制度，中下层文人的仕进道路，大大缩小，生活跟着下降。除了少数依附元朝统治者的官僚外，大多数文人受到压迫。汉族皇帝与文人“良好的互动关系”受到了极大的破坏。
从宋代的赐花示宠，到元明的奴才地位，可以说文人的尊严和存在，受到了最严重的考验。
当经济和政治地位下降时，文人的身份，必然受到民众的歧视。
传统的身份标志，例如“簪花”，必然也会成为惹火上身的东西，成为弱势群体的标志。
因此“男子簪花文化”的消失也是必然的。
明时，男子簪花的风俗逐渐弱化，礼仪化逐渐加强。
明代宫廷犹沿古制，不过，已大大地删繁就简了。
《明史》卷一百六十一：“英宗北狩，鼎试罢，谓诸生曰：故事当簪花宴，今臣子枕戈之秋，不敢陷诸君不义。”
崇祯时，簪花人不是宴会中所有的人，而仅仅是受到宠幸的臣子一人。
《明史》卷二百五十三：“……宴毕，内臣为（建泰）披红簪花，用鼓乐导尚方剑而出。”
明末，民间如果男子簪花，就会被认为是笑话了。
《明史》卷二百九十四：“兵（叛乱的士兵）执京（御史苏京），披以妇人服，令插花行，稍违，辄抶之以为笑乐。”
描写明代文化的文学作品中，簪花已经成为了一种只有在喜庆仪式中，才出现的事情，只有婚庆、祝寿和中举才出现。而尤以中举簪花为甚，可见科举文化对民族影响之深，其余皆是些引经据典和戏剧中的附庸风雅罢了。
“男子簪花之风”已随历史而去了。
总之，汉族男子簪花的习俗，于南北朝时出现，受到西域和印度的影响；唐时，由于科举文化的重要影响，及上层社会的推波助澜而兴起；宋代，文官制度更加发达，此风亦更加普及，且礼仪化；但经历元蒙政权后，文人地位急剧下降，男子簪花，被赋予了歧视的内涵。
所以，就韦宝的观察，在这个时候，类似宴会，就叫府宴，而绝不会叫什么‘簪花宴’。
明朝前期可能还有点受宋元的影响，到了明代中后期，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来。
男人头上戴朵花，想想就恶心好吗？
此时来海商会馆和天地商号的人络绎不绝，大多是当地富户和商户差人送来祝贺韦宝考取秀才的人。
韦宝的家虽然在穷乡僻壤，要是以辽西本地来说的话，算不得是同乡，但毕竟天地商号在这里做生意也有一段时间了，大家这都是正常礼仪。
还有很多人存着小心思，因为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是参与了韦宝坐庄赌博的人，私心希望韦宝能不能‘手下留情’，返还一点？
“你这下可得意了吧？又是中了秀才，又赢了这么一大笔银子！现在只怕已经是辽西第一流的望族，不过，还称不上名门！”吴雪霞跟着韦宝上了海商会馆的二楼，看着阳光普照，明媚的街景，和街道上川流不息的人群，酸不溜秋的对韦宝道。
韦宝呵呵一笑：“刚才挺得意的，不过，现在过了这么一会功夫，觉得，其实也还好。”
吴雪霞闻言，对身边的韦宝翻个白眼，然后看向吴三辅。其实也还好？你还能再装一点吗？第一次参加科考，就一举夺得秀才，你才14岁的年纪啊，这样也叫其实还好的话，那我哥算是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