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平仓的问题抛给范仲淹，抛给庆历这个时代，结局只能是悲凉的。解决常平仓问题，需要有超越这个时代的智慧，超越这个时代的道德和价值标准。大宋的这片土地上还真诞生了这样一个思想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的人物，此人二十年后走向了大宋政治中心，成功的改变了大宋积弱积贫的面貌。范仲淹是道德高尚的君子，足以作为万世师表的楷模，他要完成的是庆历这个时代赋予他的使命。
派驻地方的按察使监察工作也面临不少困境。官员的政绩很难监察，各地区自然条件不同，历史遗留问题也各不相同，官员的措施有长期见效的，但短期效果不明显；有短期效果好，但后遗症严重的。监察工作就重点落到了惩治腐败上去了，但帝国的官员都是通过科举层层选拔的，人人都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主张中践行自己，通常被定义成腐败的问题不是没有，但很少。帝国的问题在于大面积的“非典型”腐败，它们的特点是以“为公”之名，而存在大量违法行为，并习以为常，见怪不怪。按察使派下去不久，在京兆府、高邮军都出了状况。
大宋建国之初，太祖皇帝为加强中央集权取消了节镇，地方政府有四种称谓：府、州、军、监，属于平级设置。府的地位较尊，也有京府、次府之分。此时的京府有东京开封府、西京陪都河南府、南京应天府、北京大名府，京兆府便是次府。州的数量最多，十几个州也划为一路，每一路最重要的一州，称为首州，其最高行政长官任路转运使，承担一路的漕运、官员监察等重要职责。军通常是由于该地区有过军队驻扎，行政级别与州相同。
派驻陕西路的按察使并没有收到举报，问题在于按察使无意中读到了咸阳知县自己记录工作的小册子。咸阳知县记录了这么一件事：
自从按察使来，长安县前任知县就拟好了举报信，但举报信并没有直接呈报按察使，而是将举报信送到了京兆府知府手中，现任京兆府知府也是在长安县知县免职后才刚刚上任的。举报信详细描述了庆历二年（1042），三司胄案的弩坊署臣视察长安县兵器坊的情况。三司胄案负责兵器生产，由于陕西路盛产皮革、筋角等制造弓箭的器物，是大宋朝的军器大路，和三司胄案往来频繁。信中举报京兆府、长安县接待了弩坊署臣，业务招待花费了两万两白银，这些招待费由长安县向各兵器坊摊派，但摊派的金额在三万至五万两。举报者质疑：多出的部分去哪了？正常的业务招待也不应该用去两万两白银。
这问题也出在宋夏战争上，战争之初枢密院大批采购弓箭，所有兵器坊都处在产能饱和状态，哪个兵器坊生产滞后要被严肃考核。从路到府，从府到州、县，从县到坊都不敢让工期滞后，庆历二年突然停战，枢密院不要这些正在线上生产的弓箭了，三司自然停止采购。这些各州、县的兵器坊经济损失巨大，都希望能到三司胄案做做工作，哪怕能补偿一点也是好的呀。弩坊署臣的到来自然受到了隆重的接待，相比于几十个亿的损失，两万两的招待确实也算不上什么。当然无论出发点是什么，这都是不合规的。可这并不是举报的主因，主因是举报者前长安知县知道时任京兆府知府和来访的弩坊署臣是故交，长安知县早就想去三司谋个职位了，就另给了京兆府知府一万两作为“酬谢”。可半年后，他不仅没去成三司，还因为廉洁从政问题被免职了。这个长安知县也不是个善茬，就把时任京兆府知府给举报了。信件交到现任京兆府知府，并一再嘱咐要转交给范仲淹派下来的按察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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